清朝
参见：隘勇和番地 (台湾)
清初康熙以降，闽南与客家移民逐渐迁徙至台湾，并与平埔族或其他台湾原住民在开垦等事务上产生摩擦，尤与生番（高山区域原住民）冲突最烈，时有汉人侵犯土地，原住民出草抵御的情况。为解决此冲突，清政府决定以番制番的政策治理，承认番民自治地权，自清康熙61年（1722年）起，采汉番隔离政策，官府于入山的重要路口，以立碑、立界方式来规范汉人生活区域，严禁汉人超越其区域；此碑界建物为“原汉界碑”（如：台北市石牌）。并有种种措施来防止汉人侵垦“番地”。
清乾隆时期，由于福建南部与广东东部开发已饱和，大量闽南人和客家人移民蜂涌来台，与高山族原有碑界已经不能区隔汉人与原住民的边界，整个民族界线已经向东方移动，清朝衙门决定另加以新的天然山川为新界线，又在交通要冲而山川不明显之地另外“挖沟推土”方式，构成新的原汉界线，这便是“土牛红线”。土堆俗称“土牛”，加上深沟，故称为“土牛沟”。除此，又因地图上，常以红线延伸其土牛沟所设置区域，因此又称为“土牛红线”，简称“土牛线”。在台湾，也有多处地方直接以土牛作为地名，代表乾隆早期位于土牛界沿线。
土牛界线做为分界的原初构想，以西为汉人、以东为归化的平埔族、再往东自山脚起则为未归化的族群。乾隆时期，土牛界线随着汉人的拓垦资及清廷的开放，曾多次调整，所以在1750年画出红线后，乾隆中晚期，1760年另外又画出“蓝线”、1784年画出“紫线”（紫线只见规划，未曾定案）、1790年画出“绿线”来取代土牛红线。而往内山移动新画出的界线调整为以西为汉人、归化的平埔族与移住的屯番。[2]:47-49到了嘉庆年间以后，朝廷不再画线，汉原界线往往另以台湾各地“隘勇线”取代了前述的各条旧界线。
《大清律例》中虽明文规定“凡民人偷越定界，私入台湾番境者，杖一百”，但仍无法制止汉人越界开垦。